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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个大项目公布后，在袁世凯的授意下，文增瑞开始拨来，不一会他停下手里的动作皱眉道：“元首，照这样花钱法，估计我们手里这点资金根本不够……”

　　袁世凯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所以我刚才看你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样子，还以为今年可以过个富裕年，没料到还是一样当穷人。好吧，说完了花钱的项目，下面我说说赚钱的法子吧！”

　　听到赚钱，反应最大的是文增瑞：“有啥好法子？”

　　袁世凯道：“我们现在呆的是什么地方？江苏——中国工、商、农最发达的地区！而且现在我们五个资金来源上，最有潜力可挖的就是两江地区的财政收入以及江南工商总会的收益，所以这几年，只要好好的经营好两江，把民用工业、商业、农业都发展上去，那么钱就会哗哗的！”

　　文增瑞道：“元首，恐怕这几个方面都不太好办……现在江南民用工业原料来源，特别是印染需要的硝、硫磺等矿产严重不足。而且所有洋务工厂除了李鸿章开的，就是外国人办的，各个行业基本处于垄断状态，恐怕我们很难涉足……”

　　马格里附和道：“是啊，三省商业，特别是最赚钱的内陆航运，完全处于洋人和洋务派那帮人的控制中。前两年，轮船招商局和太古、怡和两家洋行签订了《齐价协定》，把内陆运输的价格拉得很低，中国本土的航运公司完全没有活路。要不是我们跟英国人有鸦片运输的合同，恐怕也斗不过他们！”

　　文增瑞又补充道：“江苏这几年的农业也不理想，每年地粮食产量都在下降。今年江苏熟地亩产只有400斤，连湖南都赶不上。好歹哪里亩产能超过680。”

　　清朝，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朝廷的官办专卖制度。按《大清律》除了盐、铁、茶官营外，金、银、铜、锡、硝、硫磺等商品也由政府垄断经营权。凡属禁権商品，违禁制造、贩卖者，都要受到刑律的严厉惩罚。如雍正六年定例：“凡拿获私贩，务须究讯，买自何地，卖自何人，严缉窝顿之家，将该犯及窝顿之人。一并照兴贩私盐例治罪。”贩卖私盐是什么罪过？严重者可斩满门！这种高压政策最大的危害就是，使得许多民用工业原料加工产业无法自主发展。例如江苏，由于印染业发达，因此每年硝和硫磺的需求量非常大，而官办的矿场、工厂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。这种供需极度矛盾首先是阻碍了印染行业的发展；其次造成产品价格高昂，无法与国外产品竞争；而且布商们为了得到原料，不得不向官员们行贿，滋生了大批贪官。

　　工业是一个体系，基础的原料加工无法支持上层生产单位的需求，整个体系就无法健康地自主发展。现在不仅民族工业获取原料的途径受到限制。就连盈利的流通领域——商业——也处于垄断状态，而这种垄断在江苏尤为突出。洋务运动是李鸿章的一个政治资本。因此江苏的所有洋务工厂成了一个向慈禧邀功的筹码，李鸿章对这些工厂的控制也就尤为严厉——上海织布局总办是李鸿章的亲信龚寿图；江南机器局的总办是聂缉椝（曾国藩的女婿，李鸿章地密交）；金陵机器制造局的总办是郭道直；轮船招商董事任免权在李鸿章手里。在洋务运动初期，江苏地民用工商业基本处于外国人的垄断状态下，后来随着洋务工厂的大量兴办，曾一度打破这种局面。不过由于这些企业都有李鸿章大量的私人股份，他不可能允许民间出现能与这些工厂抗衡的民营企业，再加上他一直以来的亲英态度，使得洋务兴办的结果是：各个行业从洋人寡头垄断变成了李鸿章和洋人多头垄断。

　　1877、1883，轮船招商局两次与英美洋展开残酷的水运业务竞争。李鸿章利用自己的身份。采取政府借贷以及漕运专营的策略，取得了商战上地辉煌胜利——美国昌旗洋行破产，英国怡和、太古洋行遭到重创。不过在这种大好的局面下，李鸿章“不败而败”。不仅与两江洋行签订《齐价协定》，统一水运价格，而且还将漕运业务与两家外国洋行平分！由于三家洋行有国家的漕运业务支持。因此定出的水运价格让民间水运企业没了活路。上海最大地民营水运企业——商船会馆——濒临破产。为了生存，这些民间水运企业不得不与青帮、小刀会合作，涉足黑帮的走私、军火生意，这种情况导致两江地区治安严重恶化！

　　听完马格里和文增瑞的话，袁世凯道：“都说完了？”

　　看袁世凯面上不喜，文增瑞道：“说、说完了……”

　　袁世凯往椅子上一靠道：“你们二位是我地财神爷，现在是为两江增收，今后还要为全国增收，赚钱得有招啊！”

　　马格里笑道：“元首，不是我们没招，关键是现在这种情况……”

　　袁世凯道：“好吧，我先给你们支个招——官、民、洋一盘棋布局，工、商、农一体化发展！”

　　思索半天，文增瑞道：“元首，恕我愚钝……”

　　“哈哈……文先生要是愚钝，恐怕这天下就没几个聪明人了！我来解释一下吧！

　　“官、民、洋一盘棋布局，目的是解决大清专卖制度对民营轻工业的阻碍。现在我们手里的资本有三个部分：官办资本，也就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和工商总会的部分官属资本；外国资本，也就是凯丽集团；第三是民间资本，工商总会以及地方上的游资。若要轻工业形成流畅链条，必须有三个部分：原料采集、初加工生产单位、深加工生产单位。

　　“官办资本投资民间急需，而

　　本又不能涉足的原料采集以及一级初加工，例如硫磺产。这样不仅可以避开那些愚蠢的官办专卖制度，而且还能为地方增收。外资投资中国中国轻工业链条最上层的、技术含量最高地综合性深加工生产单位。例如机器被服厂、罐头生产厂、机器食品加工厂等；在原料与顶层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，就引导民间资本去完善，比如丝、屠宰、面粉加工、纺纱这些投入成本较小、技术含量较低的原料初加工。”

　　文增瑞道：“这个想法好是好，但是有个难题。现在中国民间对机器生产的东西有种排斥心里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让民众接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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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袁世凯笑道：“你别忘了，江苏有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——上海。一万多外国移民加上无数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，使得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中国最开放、对内地消费习惯影响最大的区域。在产品选择上，我们可以生产国内没有，洋人极为需要，而中国将来肯定需要的类型。比如将来我们为了全民健康。必定要普及牙膏和牙刷，但现在中国没有这种生产厂家，租界里的洋人为了刷牙要从国外订购。如果我们能够兴办一家日化厂，生产牙膏牙刷，那么肯定会引起租界洋人的广泛购买。只要租界流行地东西，不久后国内上流社会也会开始流行，而上流社会的流行也就意味着不民间会慢慢普及——这种推广方式比我们官府去开讲座都有效果，而且还不用花钱！”

　　马格里还是有些担忧的问道：“就怕中国民间的原料初加工产品，难以达到机器化生产的要求，技术层次上差距太大了。”

　　袁世凯笑道：“工、商、农一体化发展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！外国产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形成垄断。根本原因就是其低廉的价格！而外国产品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三个基础上：其一，中国的政治因素。朝廷缺乏对民族工业的扶持；第二，国外技术先进、机械化规模生产，因此生产成本低；第三，外国工厂从殖民地获取原料，所以原料采购成本低。对比外国与两江的轻工业产品，有了我们地扶持，政治因素可以排除。只要我们把技术水平与生产规模提高上去，那么中国民营轻工业就能与外国产品打个平手；如果我们再能够降低原料成本、特别是农产品成本，那么轻工业就能赶超国外！要提高技术、降低农产品价格就必须实现轻工业、商业、农业的一体化发展。

　　所谓一体化，就是在轻工业原料种植、初加工、深加工、销售。四个环节中形成相对固定商业链，利用商业链统一行业生产技术标准，并控制生产规模。比如我们建设一个面点加工厂，在兴建过程中。我们不仅仅是把工厂建了就完事大吉，而是要把产品代理、零售商、原料供应商、原料种植农民全部找到位，并且以商业合同地形式固定下来。形成供需链。这个供需链中，销售商要提供市场需求信息，以此引导终极生产企业的产品选择和生产规模。终极生产单位在合同中，要规定出初加工原料的技术标准，比如面粉的精细程度等等。如果原料初加工企业如果无法达到这个技术标准，那么终极生产企业对其进行一定的技术扶持，只要在原料款中将技术扶持的费用减去即可。原料种植上，我们采取政府扶持的方式，让某些区域变成专属的种植区域，成为原料种植基地。我之所以让民营资本先投资原料初加工，就是因为这种行业的技术含量低，民间资本有能力在短期内达到国外的水平。等今后所有地技术条件成熟，再把民族资本引向更高层次的生产单位，那么就可以让民族工业自主发展！”

　　文增瑞道：“这两年两江三省的各种农作物不停的减收，恐怕……”

　　“江苏农作物减收，不是我们地土地不好。相反的，苏、、赣地沃野千里，曾经是中国的粮仓。但是自满清入关以来，朝廷提高农业产量地唯一办法就是，增加种植面积与耕种人数，从来没有什么农业技术扶持。以前地广人稀，还有荒地可开，现在人口已经远远过剩——人多地少，加上战乱不断，减收是肯定的。要想让农业发展起来，第一个策略就是进行农业技术扶持！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产业链模式，将农业技术推广到民间。

　　另一个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就是现在的实物比例地租制。江苏土地基本是熟地，经营多年，产量没有理由低于其他地方，关键是农民的种植积极性。如今务农的人口一半要从地主手里租种土地，而地租一般为36成产粮。你们想想，如果地租以固定银子上交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”

　　文增瑞道：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　　袁世凯笑道：“没错，实物地租虽然把风险分担给了地主，但是同样分担了农民增收的收益。按照五成地租、一亩熟地正常产粮例。正常情况下，上交250粮食；减收100斤，于减收风险地主、佃户各自承担一半；增收100，上交300粮食，等于增收收益地主分去一半。这种增收不能得到全部收益，减产不用承担所有风险的地租制度，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佃农的积极性。把地租以租银的形式固定，那么减产农民有压力，增收农民有更大的收获，呵呵……佃农们积极性当然会增加！而且如果工厂能跟这些佃农签订订购合同，那意味着他们的农产品销售没有障碍，整个两江地区的农产品增收指日可待！”